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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、当天下午，李某儒父亲赶到现场，询问了现场情况，并让李某儒乘坐救生船指认落水位置。等到其上岸后，李父带领李某儒前往派出所反映情况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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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、台湾中研院社会所研究员吴介民则表示北京从来没有承认“九二共识”可以“一中各表”，“因为对北京而言一中各表就是两个中国——难道台湾要用主权来交换虚幻的一中各表吗？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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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、今年是5G-A商用元年，以5G-A为代表的技术创新正成为促进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核心要素之一。来自新华社、中新社等媒体的代表纷纷谈到，5G-A已具备端到端商用能力，已在地铁、游轮、XR新文娱、媒体新制播等多元化场景实现应用，这为新质生产力发展注入新动能。

4、练洪洋、本文字数：1022、评论员观察中办国办近日印发《关于加强行政执法协调监督工作体系建设的意见》，对加强新时代行政执法协调监督工作作出系统部署。近年来，多地公安交管、交通运输部门针对轻微交通违法行为，推出多项柔性化、人性化执法举措，避免简单地“一抓了之”“一罚了之”。从车辆违停处理上看柔性执法，可用一言以蔽之，变“即拍即罚”为“先劝后罚”。你把车辆停在不该停的地方，被交警发现了，多数情况下都是这样：交警对车辆进行拍照、录入信息、打印罚单，然后往车窗一贴，你就要被罚款甚至被扣分了，这是刚性执法场景。换成柔性执法呢？交管部门先给你发一条“劝离”短信，只有你不听劝，他们才会进行下一步操作：处罚、拖车。两种执法方式如何选？站在轻微交通违法者角度，这道选择题就是“送分题”，根本不用思考。站在行政执法者角度呢？他们可能就要“咬笔尖”了，因为柔性执法并非最优策略。其一，柔性执法有门槛。它需要执法人员具备较高的职业素养和执法技巧，能够具体问题具体分析，从而做出上不害法、中不伤理、下能安民的决定。其二，柔性执法有成本。经济学上把选择A行为而非B行为、导致放弃B行为可获得的收入，称之为机会成本。若选择柔性执法，势必导致行政罚款减少，这种机会成本并不是每个地方都乐于接受，尤其在“罚款经济”“逐利执法”仍有市场的当下。不久前，西南某地发生运政执法人员“碰瓷式执法”事件，让人不免怀疑，他是不是受到某种利益驱使？正因双方偏好不一致，而执法权、解释权又在后者手上，推不推行柔性执法由他们说了算。因此，我们不难发现，尽管公众呼声日高，但在行政执法这块“田上”，柔性执法的“秧苗”仍然非常稀疏，放眼过去，更多的还是“一罚了之”，简单粗暴易操作。从行政处罚法的“首违不罚”到国务院印发的《关于进一步规范和监督罚款设定与实施的指导意见》提出“能够通过教育劝导、责令改正、信息披露等方式管理的，一般不设定罚款”中可以读懂，坚持教育与处罚相结合，落实柔性执法、说理式执法已然成为一种顶层设计。情势在变，理念当随。柔性执法如何才能扩大“种植面积”，结出更多“果子”呢？在我看来，当务之急是要把一些地方柔性执法的“好种子”留下来，固化为“法治样本”，供各地统一“播种”，避免各自为政、宽严不一。譬如，既然公众都赞成对违停车辆处理采取“先劝后罚”，那就可以考虑将其写进相关法规中。得到法规加持之后，个别地方柔性执法的成果便得以大面积“移植”，从而实现全民共享。